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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铸的“三风”

浏览数:58 发布时间:2019-01-04

陶铸的“三风”

作者:陶斯亮(陶铸同志女儿)

我的父亲陶铸,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。他参加过南昌起义、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、中南局第一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。父亲一生忠于革命,忠于党的事业,历经磨难,百折不回,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,而对我影响至深的是父亲的“三风”:勤学多思的学风、注重调研的工作作风和严以律己的生活作风。

1954年,陶斯亮和父母在广州的家里合影


勤学多思的学风

父亲的人生始终与书相伴,他爱好读书,涉猎广泛,是个嗜书如命的人。

他幼时所受教育并不多,只读过不到4年的私塾和半年小学,但是他非常喜欢读书,尤其喜欢读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以及唐诗、宋词等。他的记忆力很强,悟性也高,能熟记书中故事情节和生动语言,常常操着童音绘声绘色地给别人讲故事。老师课堂提问,他常常有问必答。

1918年,爷爷陶铁铮被土豪勾结官府无辜杀害,刚满10岁的父亲因此辍学,小小年纪就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。1921年,为地方恶势力所迫,父亲不得不背井离乡,到安徽芜湖一家木材行当学徒。1925年,父亲又辗转来到湖北武汉,在汉阳竹木厘金局当录事。在武汉,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,时常到中华大学旁听有关时局的辩论,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,并在一位热心大学生的辅导下补习 数理化知识。

1926年,18岁的父亲被保送到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革命生涯。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,父亲无论在哪里,不管斗争怎样激烈,环境如何艰苦,他总是挤出时间来学习。1933年5月,因叛徒出卖,他在上海被捕,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在狱中,父亲埋头苦读,对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深入钻研,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政治、经济、历史和文艺等领域的书籍,着重研读了《史记》《昭明文选》《古文观止》等古典书籍。1937年9 月26日,父亲被党组织营救出狱,他风趣地说:“我在这里上了四年大学。”

父亲不仅勤于学习,更勤于思考。1940年,父亲来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。在延安期间,他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委员,中央军委秘书长,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、宣传部部长,参加了延安整风的有关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。他参与选编的《六大以前——党的历史材料》和《六大以来——党内秘密文件》,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学习材料。 他主持编写的《官兵关系》《军民关系》和《领导作风》三本工作手册, 是当时指导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从小养成了学习思考的习惯,坚持写日记,定期总结自身的优缺点。父亲一有时间就跟我一起总结,并帮我修改日记和作文,实在没时间就让秘书帮着改。一次,父亲应胡志明的邀请访问越南,根据组织安排,我和母亲曾志也去了。从越南回来后,父母亲交给我一个任务:“你给胡志明伯伯写封信,感谢他的热情接待。”我在写信的时候,感觉没有恰当的词来表达感激之情,抬头看到房间里有一幅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的字画,就把这句话给用上去了,然后拿给父亲看。父亲看了一下,就说:“这句话怎么能用在这儿呢?你一个小孩子家,怎么能跟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称知己呢?”我有点不服气:“怎么就不能 称知己呢?”父亲就耐心地给我讲解,使我明白了不能用这句话的道理。父亲的言传身教,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,也使我养成了深入思考的习惯,让我受益终身。


注重调研的工作作风

父亲一贯注重实际,反对空谈。对于工作中的问题,他总是先进行实地考察,集中群众智慧,再提出解决办法。他曾说:“调查 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,对于唯物论者来说,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。”这是父亲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,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1949年1月,平津战役进入关键时刻,党中央指出,北平一定要解放,但是不能损坏北平城内的古建筑。此时,父亲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,奉命化装进入北平,与傅作义将军谈和平 解放北平问题。事前,他派人找到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,请他把北平城内的古建筑等重要文物,在地图上准确细致地标出来,以便在谈判不成必须使用武力进攻时,使这些文物免遭炮火摧毁。后来,在双方的努力下,谈判成功,北平和平解放,城内所有古建筑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。

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,父亲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时间,深入基层调研指导工作。1959年,广东各地刮起“一平二调”风,搞“穷过渡”,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。父亲先后到东莞、曲江等地实地考察,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, 不能空谈“过渡”,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。《农村人民公社条例(草案)》颁布后,父亲按照条例精神,对农村分配制度、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,认真总结试点经验,加以推广。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基础上,父亲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指导制订的有关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政策,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1963年初,为了制订广东省促进林业发展的相关政策,父亲深入肇庆、湛江等地调研林业生产情况。当他了解到林场职工存在口粮短缺问题时,当即指示陪同的地县领导解决这一问题,每人每月至少供应10公斤,不够自己再种点杂粮。当他了解到林场工人大部分是临时工时,指示林场应将他们改为固定工,让他们把家属带来一块劳动,使他们安下心来,以场为家。一路上,父亲就这样深入实际,调查研究,总结经验,指导工作,给各级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1960年初,毛泽东和陶铸、曾志在广东合影


严以律己的生活作风

父亲几十年如一日,严格自律,清正廉洁,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。他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,无论到哪里检查工作,总要“约法三章”:不准请客,不准迎送,不准送礼。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。他下乡蹲点,从来都是轻车简从,坚持与群众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。在父亲的带动下,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勤俭办公的好作风。

1951年9月,父亲从南宁返武汉途中,经过老家湖南祁阳,他从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,未再回过老家。在南宁时,他买了一筐广西产的香蕉、菠萝等水果,准备顺路回家看望一下我奶奶,事前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。火车到了黎家坪,离祁阳还有15公里左右,那时没有出租车,只好租了辆马车代步。到了祁阳,父亲先到祁阳中学看望时任祁阳中学校长的我伯伯陶自强,参观了以爷爷陶铁铮名字命名的图书馆。当时,奶奶住在姑姑家。午饭后,父亲坐了6个小时的船来到潘家坪姑姑家,看望了奶奶。第二天早饭后,父亲才回到他的老家石洞源。不料,头晚我伯伯打了招呼,当父亲走到山口时,就看到家乡的群众拿着彩旗,敲锣打鼓 ,燃放鞭炮欢迎他。见到这一幕,父亲生气地问:“这是干什么?谁让搞的,快叫他们回去,不然我就不回村了。”父亲进村后逐户访问,并到设在祠堂的小学校里开了座谈会,倾听老乡们的意见。关秘书等随行人员跟着父亲在伯伯和姑姑家各吃了一顿饭,按照规定,随员不能白吃,经党小组议定,在伯伯和姑姑家的抽屉里各留下50万元 (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50元)。回到武汉后,关秘书向四野政治部副秘书长刘雪初报告,经批准由财务处报销了。父亲知道此事后,立即手拿100万元(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00元),找到关秘书严肃地说: “关相生,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?这是私事,怎么能让公家报销?”第二天,关秘书到财务处交了钱,拿回条子交给父亲,被他当场撕毁了。

1961年10 月,父亲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,苏方给每个参会外宾发了600卢布零用金。父亲用这笔钱买了一台除草机、一个吸尘器和一台幻灯机,送给了相关研究单位。父亲回国后,我问他:“爸爸你出了一趟国,给我买了什么礼物呀?”他说:“爸爸没给你买什么礼物,只买了几件工具回来研究。”

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,父亲听说毛泽东带头不吃肉,便积极响应不吃肉。1962年春节,中南局机关杀猪,每人分3斤猪肉过年,我们家算上秘书、司机、警卫员和公务员等,共分了18斤猪肉。父亲回来一看就发火了:“你们不知道我不吃肉吗?为什么不送回去?”母亲曾志解释道:“这是我的意见,因为这不仅有你的,还有司机、警卫员的。”“我不要,他们也不要,都送回去。”“你是领导,你可以讲风格不要猪肉。人家司机、 警卫员不是领导呀!机关每人一份,应该给他们嘛!”父母亲就此吵起来了,声音很大,最后父亲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建议,说:“把分给我的猪肉送回去,分给他们的那一份就给他们留下来吧!”

父亲去北京工作前,因住房很陈旧,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他外出时维修了一下,花了15000 元。事后,父亲认为不该办这件事,便自己拿出15000元交给管理处,并在会上作了检讨。父亲平反后,军区党委认为此房修好后父亲就去了北京,实际上没有住,决定将15000 元退还给母亲,但母亲说:“这是陶铸同志生前决定的事,不能更改。”

1969年11月,父亲蒙难病危时赠给母亲一首诗,其中有这么一句:“如烟往事俱忘却,心底无私天地宽。”这正是父亲一生严以律己生活作风的生动写照。我永远怀念人品高洁、心底无私的好父亲。